从DNA看“三代”人种/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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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DNA看“三代”人种/苏三

Postby Admin » Tue Jan 09, 2018 12:47 pm

手里有一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初步结果——DNA 数据》,其中一些数据显示各地区与羌人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以母系看,氐族与之有90%的相似率,而父系则完全不同。羌族父系与中国北方中原的相似率达到 80%,也就是说其男性族源于一般汉人同,有20%的父系则是不同的。氐人的父系则100%属于另外一个人种:棕色人种,与藏族中与汉族不同的那一部分相同。藏族父系一半与汉族同,一半与氐族同。藏族母系与羌族90%一样,也就是基本上与核心汉人区域一样。

看来羌族与氐族确实是有差异的两个体系,但他们母系的90%的接近率使之最后在外貌上很可能同化为接近的人群,留下的差异是父系文化造成的。按照古代迁徙规律,一般母系为当地的多,父系为活跃迁徙人群,从这些角度而言,倒是氐族与一般所谓汉人的差异大一些,不过倒是他们很快地与汉人融合了,可能是数量相对较少的关系,也说明氐族很可能是新近进入到中国不久的一个人群,但最终也被同化了。


藏族比氐人与中原汉人的相似率高得多,母系90%相似,父系可能达50%。所以说汉族与藏族是一家人,并且“汉藏”为同一语系是确实有道理的。但不同的地理特点经过长时间的催化,形成了有差异的文化特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假如做个形象的比喻的话,藏人与中原汉人的差别不比湖南一带的汉人与北方汉人的差距大。这是DNA给我们的启发,任何人不能否定。中国这么大个地区,每个地区有人种上的差异和文化上的差异是很正常的。

从父系角度看,以“汉人”为基准各个不同地区的相似程度排列如下:中原为90%,含量最高;然后是“兰-银官话区”、“秦晋方言区”、“冀鲁官话区”、含量为85%;然后是羌族、“北京-东北官话区”和辽东官话区,为80%;之后至50%含量的人群为:北吴、广东、闽、赣人、江淮、西南云贵至鄂西片。50%含量是南吴人,其余的客家人、东部蒙古人、满人等为40%。西蒙人则很低,只有10%。西蒙与东蒙的阿尔泰人种比例相对较高,雅利安人种比例西蒙比东蒙高一倍——但最高也只有10%。

所谓“越人”成分很有意思,其人种分布或许能够说明古代水路曾经有多大的作用。与“越人”毫无关联的地区为内地:如藏人、蒙古人、羌、氐、西北方向的晋人、秦人和兰-银官话区。冀鲁官话区、中原东部、西南的云-贵-桂北-湘-鄂西,这些地区则多少都有一些越人分布。

广东的母系为最高“越人”集中区,为80%,次之为南吴与闽南,以上皆指母系。基本上可以推论,所谓越人的核心发源区就在这一带。并且他们的方向是从南向北发展。其中的父系比例皆不到一半,而是40%,或可推测父系多被征服过程中消灭,明显母系多于父系近一半。顶替那部分消失的一半“父系”人群或许是“汉人”。50%-30%的越人母系比例依次分布为北吴、闽北、客家人、赣人、江淮人。

满族、胶辽官话区、北京-东北官话区,还有中原官话区东部有10%以下的小比例越人,满族最高,达到10%。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也不奇怪,说明古人确实很早就沿海生存,有一支人从广东一直发展到渤海湾地区。更令人注意的是,这一部分人主要是父系,不是母系,也就是说他们是“征服者”,或是文化符号携带者的男性成员。但满族又例外,10%各为父系、母系数据。

苗瑶人最高比例(50%)人群在湖南某地,然后分布较多地区依次是赣人、客家人、江淮人、北吴、西南云-贵-桂北-鄂西等地,其他地区则无。最北的分布在北吴。

阿尔泰人群在中国地区含量由高到低的地区为:西蒙、东蒙、满族,然后是10%父系含量的北京-东北官话区、胶辽官话区、秦晋官话区和兰-银官话区,中原和冀鲁也有5%的比例父系。一直传说有阿尔泰语言的吴地没有发现DNA上的明显痕迹。

牵涉到微量“印第安Q”型的是中原官话东部、冀鲁官话区、北京-东北官话区、胶辽官话区,1-3%。(1)

如果我们假设“三代”为外来人种的统治者,那么其遗传必定表现于这些统计数据。假如是一股普通的移民,或许会在数据上少到表现不出来,但假如是王族,而且如商、周统治长达几百年,又占据了最充分的生产生活资源,他们一定会繁殖极快,一定在DNA分布应该有所体现,但这个体现值又不应该太高,因为原土著长达几万年的人口积累,又加上一般外来者不带女眷,所以商周统治者应该锁定那些“少数”的中原父系。再考虑到其统治地区,首先排除的是南方苗瑶人,首先怀疑到在商周期间带来青铜与马车技术的人群可能为“棕色人种”和阿尔泰人,他们在中原附近地区各占大约5%的父系,然后就是土著汉人父系了。

假如我的解读方向是正确的话,周人,即周朝统治者,与商朝组成差不多,从DNA数据看周人阿尔泰人种比例稍高一点,周人10%,商人是5%。商周之间的另外一个差别是,商朝中间可能有一点“印第安Q3”型,因为冀鲁区显示如此。商周两朝的平民差异,假如他们皆为所谓“汉人”意味的话,则80%的成分是一样,只是商朝地区还稍微有一点越人成分,3%,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太平洋方向的文化特色的由来,但也可能是由3%含量的棕色人种(C、D型合并)带来的影响。总之,从人种上看,山东一带的人种构成要比周人的复杂,4-5种人,主要比周多一个“印第安Q” 和越人,都是3%含量。周人区除了汉人就是阿尔泰人与棕色人种,只3种。这里的指数都是“父系”,也就是可移民人,一般母系流动性小。

从地域上的变化上,商朝从山东不断迁移,先到中原东部再到西部,他们主要是甩掉了“越人”和“印第安Q型”,这两股势力合起来是6%,比阿尔泰人要多。汉族土著是85%,所以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商人为什么频繁迁都的原因所在,他们要甩掉沿海的越人和北方而来的印第安人,进入河南之后阿尔泰人集团成功剥离政治包袱,面对的只有土著和棕色人种。棕色人种在中国地区是除了汉人土著分布最广的一个人种,所以可以视为次土著。

进一步分析,“棕色人种”遍布全中国,以氐族最高,藏族次之,说明两者曾经以甘肃南部为出口试图进入中原。高比例的棕色人群还有闽南人,不过这是另外一类的棕色人群,与藏、氐有差异。棕色人种,其中的一个种类实际上可能就是代表“南岛文化”的人群,与越人可能还有一定的方向性差异,这方面我还不是十分清楚。假如藏族中的高比例棕色人种与“三代”生活区的小比例(5%左右)是一致的话,我就推测他们来自南亚一带的同源关系。

商周人统治的黄河地区棕色人种并不突出,并且人数比阿尔泰人少一倍,所以我认为也可以将这个人群从商周带来新技术的人群剔除出去,这实际上就只剩下了阿尔泰人种与印第安人种,后者比例非常低,1-3%;前者的比例从10%(秦晋方言)到5%(冀鲁官话区、中原官话区),所以我认为商周统治者中的“外来成分”很可能主要是阿尔泰人种。

商、周携带文明而来的统治者成分差异显示或可以调校一下他们的起源方向。冀鲁官话区与相联系的中原东部官话区有 3-1%的“印第安Q”型人群,而周人集中的秦晋地区则完全无“印第安Q”人种。这说明,尽管商、周统治者的人种差异不大,都主要是阿尔泰人种,但商朝人可能有更多苏联方向的北方人群加入,亚洲印第安人主要是从俄罗斯南方或东部进入美洲的。周人则来自比商人或更西或更南的地方。换言之,他们可能皆来自青铜器与马车技术成熟的西北草原,但还是稍有一点差异。假如也对夏有一个推测的话,估计在商周之间,差别不会很大。

由于他们所处的区域,阿尔泰人毫无疑问他们应该使用阿尔泰语系,语法方面汉语与阿尔泰语也非常接近,但必须注意到的一点是,假如他们来自阿尔泰山附近的话,那一区域恰是一个印欧语、阿尔泰语和汉语交汇地区,所以携带着这些不同的杂糅特点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另外,有一个学术观点认为,俄罗斯南方地区就是原始印欧语的发源地,所以“三代”语言文字中有些阿尔泰和印欧语痕迹也是顺理成章的。

本世纪初我到过阿尔泰山附近,也就是新疆最北端的哈纳斯湖,那里现在主要生活着哈萨克人与图瓦人,从相貌上看,很多人与汉人并无差别,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与内地有些差别的,尤其是我见到的几个图瓦人,和汉人并无差别。我还碰到几个哈萨克学者,当他说出他是哈萨克人之后我大吃一惊,因为我看他就是个汉人样子,他大笑起来说,他确实是哈萨克人。不用说,哈萨克人中的主体就是阿尔泰人种。

翻越过北疆就是吉尔吉斯坦,中国唐朝著名的诗人李白就出生于这个国家的地域里,当初那里很可能属于中国版图。这里就是阿尔泰人种比较集中的地方。李白尽管说祖先在甘肃静宁一带,其实现在很难说他属于什么民族,但他从吉尔吉斯坦出生后马上搬家到四川的事实,着实让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古代人的为什么脚程那样宽,移动得那样频繁而迅速。我想古代一定有一些社会机制“鼓励”了人们长距离的迁徙,反而是今天的人们比较懒惰,即便有方便的交通工具也不远游了,最后连想象和推测古人的远游也发生了困难。所谓中国的“文明西来说”,假如说主要是“三代”的西来的话,他们实际上走的就是李白相近的路线,因为哈萨克斯坦这个国家就在吉尔吉斯坦的旁边,而阿尔泰山假如是阿尔泰人种与语言的核心点的话,至今就在中国的最西北方而已。这个西来的人种并非欧洲之“西”。不过,由于草原地区流动性很大,所以在这一地区的阿尔泰人很可能携带了很远距离的其他文明信息。

这一系列推论总的印象可以如此表述:“三代”之前中国北方地区主要为本土化的蒙古人种群体,在彩陶时期较多通过中亚以及附近地区接受了世界文明核心区域的一些文明因素,从大约4500年前开始,有几个阿尔泰含量比较高的人群从西方和北方携带青铜与马车等新兴文明技术走进远东,他们经过几百年与当地人的接触,最终融入当地土著,深入中原核心区域,建立了“三代”政权。假如作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不一定是事实),周朝人可能从阿尔泰山以南地区进入东亚,而商朝的那批阿尔泰人尽管可能来自一个方向,但却比较靠近北方,尤其是他们是从比较接近“印第安人Q”型人群的地方出发的。有一个数学迷惑是要预先避免的,尽管印第安人比例在商朝附近的含量只有3%,但要注意的是阿尔泰人种也只有5%,所以,他们之间的含量是3:5,那批人所处的位置应该是比较接近阿尔泰人与“印第安Q”型的交汇区,但却相对偏于阿尔泰人区域,这个核心区域应该是不难定位的。但是也会有另外一个方式,即 5%的阿尔泰人来自纯正的阿尔泰地区,印第安人是另外一个中途加入的人群,比如说是“红山”人的一支。这些总有一天会清楚的,研究需要时间。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三代”的语言风格必定是既有浓重的本地汉人特色,同时也附带有一定的阿尔泰地区特点,甚至还有一部分南岛痕迹。由于阿尔泰地区恰是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交汇的核心地区,可以肯定他们应该有接近一半的“雅利安人种”含量,所以他们的语言文字可能带有浓重的印欧痕迹也是应该。这些推测又与山东齐国的贵族DNA验证统一,所以以上这些推论是比较可信的一种结局。

注:

(1)尚不清楚“印第安Q3”最后的3是型号还是百分比,很可能是比例。

(2)关于棕种人还不清楚,只是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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